回眸历史霎时

萝卜头

家训文化）百家家训书法心语 2010-11-30 17:34:11 浏览665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订阅
　　
　　
　　
　　我于家庭，本有应尽之义务，只以国度不能保，则身家亦不能保，即为身家计，
　　亦不能不于死中求生也。几本日极力驱满，尽国家之责任者，即所谓保身家也。
　　——方声洞赴义前别父书
　　释义：对家庭，我本应当尽职尽责，只是由于国家不保的时候，自家也保不住，为了自家的安危而斟酌，只能在难堪中求生存。几天下来，因国家安危而献身的壮士有许多，为国竭尽所能而渎职尽责的人就是在捍卫国家。
　　1读书交友
　　读书是徽州地域的优良传统，也是徽商重儒的表现之一。“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读书，提高了徽商的生活品位，增强了他们经营能力，促使徽商儒贾结合。交友是儒家所提倡的为人处世方式之一，“有朋自远方来，不可开交！”这句话成为徽商交友的座右铭。交友，使徽商不断扩大交际圈，为徽商带来了信息和客源，也体现了徽商作为儒商的处世风范。以下试举数例分辨说明之。空闲以读书为好，如歙商凌顺雷“雅嗜经史，尝置别业，暇则披览于其中，叫诸子以读书为首务。”（卷4）其自身岂但勤于读书，且督促诸子“以读书为首务”，可见其读书之好。徽商程鱼门（名晋芳），治盐于淮，“时两淮殷富，程尤豪侈，多蓄声伎狗马。”而晋芳却是“闹市收声归 阒 寂，虚堂敛抱对寒清”，“独 愔愔好学，服行儒业，罄其赀以购书，庋阁之富，至五万卷，论一时藏书者莫不名列前茅。”此外，程公又“好交游，导致多闻博学之士，与探讨世故，磋商旧学。……”（第20册） 被当时名士袁枚称为淮南程氏四诗人之一。又如婺源人董邦直，兄弟五人，起初都学儒业，后由于“食指日繁”，乃“奉父命就商”。经商之余，“仍理旧业，出必携书盈箧”。又好交友，“经纪三十余年，……善交游，大江南北名宿时相往还”。“稍暇，手一编不撤。喜歌诗，兼工词，著有《停舸诗集》四卷，《小频伽词集》三集”。为时人所称道。其友唐邑侯“额以‘才优学赡'”，雨艽徐御史赠以“艺苑清芬”。（卷29）在读书交友进程中，徽商更领悟到经商之道。 读书利于交友，交友更促进读书，读书交友促使徽商完美经营。读书、交友与经营三者在徽商身上得到了同一。读书交友便成为众多徽商所崇尚的休闲活动之一。
　　2．寄情山水
　　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cqzg.cn明清时期徽商足迹遍及全国各地，经商之余，名山大川便是他们驻足流连之处，触景生情时，少不了还会题诗书怀。如歙商郑孔曼（字子长），“少而游吴，中岁游梁楚，晚栖迟旧京，凡三徙，而所在贤豪长者争识子长。子长虽游于贾，然峨冠长剑， 袖 然儒服，所至挟诗囊，从宾客登临啸咏，悠然若忘世虑者。著骚选近体诗若干首，若《吊屈子赋》、《岳阳回雁》、《君山吹台》诸作皆有古意，称诗人矣。”（《明故徕松郑处士墓志铭》）又明成化嘉靖间歙商黄长寿（号望云），其妻郑氏脱簪珥资其商于齐鲁间，黄“尝登泰岳，见白云起东南，辄感而泣，济宁李侍御作望云诗解之，因自号云移……”，“与友人登高吊古，终日徜徉，不以圆滑撄其心。所著有《望云文稿》……”（卷9）像郑子长、黄长寿这样既能经商又能诗文的徽商不在少数。黟商胡春帆承先业出入江湖，“舟车来回，必载书 箧自随。每遇山水名胜之区，或吟诗，或作画”，“饶有雅人深致，与俗气市侩不类”。（卷5）正是由于他们存在诗人般的情怀，所以每到一处，经营之余，或登高望远，或游湖荡水，体味儒士般的风雅。五岳名山有他们的脚印，西子湖畔有他们的身影，秦淮河岸有他们的唱和。在这山水之间，他们忘记了世间对商人的轻视，感触着做作之美，“畅”①意抒情，体味人生的价值和生活的乐趣，其境界非旁人所能懂得。于是乎流连山水怡情养性就成为徽商津津有味甚至怅然向往的余暇活动。
　　3．诗文酒会
　　明代兴起讲学聚会风气，邓子琴先生言：“明嘉隆后，讲学盛行，农工商贾，杂然并至。知识渐启，聚会既频，则对于政治暴力之反抗亦天然之趋势也。”（讲学风气下之民气）在此风气之下，占有雄厚财力的徽商自然不甘落伍，经商之余，举办各种聚会。不过，他们聚会并非如 邓 先生所言的“对于政治暴力之对抗”，其目的或延请官府，或联谊同乡，或结纳名士，彼此吟诗唱和，摆出一副风雅之势。延请官府，便于其经营；联谊乡亲，利于其建立市场网络；结纳名士，可提高其声名。如清名士袁枚《随园诗话》称：“淮南程氏，虽业禺筴甚富，而前后有四诗人。一风衣，名嗣立；一夔州，名崟；一午桥，名梦星；一鱼门，名晋芳。”（卷3）袁枚是清代文坛泰斗，受他称颂，申明自然就与众不同。如此求名求利，徽商何乐而不为？关于徽商参加聚会活动的记载屡现于文人笔记和方志中。如《歙县志》记载歙商方士庹，“聚族之商于扬者”，“与诸绅士结社韩江吟社，著有《西畴诗抄》四卷、《新安竹枝词》一卷。”（卷9）文人笔记如《扬州画舫录》、《歙事闲谭》中记载尤以为多。《扬州画舫录》载歙商郑氏居扬州营建影园，“延名硕赋诗喝酒无虚日。崇祯癸未，园放黄牡丹一枝，大会词人赋诗，且征诗江楚间，糊名易书，评定甲乙，第一以黄金二觥镌黄牡丹状元字赠之。一时传为盛事。”（卷8）扬州是明清时期徽商的凑集地，可说是徽商的第二家乡。诗文酒会最盛行于扬州，尤以徽商主办的最闻名。清代文人李斗言：“扬州诗文之会，以马氏小玲珑山馆、程氏筱园及郑氏休园为最盛。至会期，于园中各设一案，上置笔二、墨一、端研一、水注一、笺纸四、诗韵一、茶壶一、碗一、果盒茶食盒各一，诗成即发刻。三日内尚可改易重刻，出日遍送城中矣。”“每会，酒肴俱极珍美。”“一日共诗成矣，请听曲，邀至一厅甚旧，有绿琉璃四。又选老乐工四人至，均没齿秃发，约八九十岁矣，各奏一曲而退。倏忽间命启屏门，门启则后二进皆楼，红灯千盏，男女乐各一部，俱十五六岁妙年也。”“诗牌以象牙为之，方半寸，每人分得数十字或百余字，聚集成诗，最难工妙。”（卷8）如此造成一定的规制，可见诗文酒会举行之盛之繁。
　　4．聚古敛藏
　　受社会风气尤其文人嗜古之风的影响，经商致富的徽商，往往也爱好收藏古董和名人字画。明末徽商兼书画鉴赏家吴其贞言：“昔我徽之盛，莫如休、歙二县。而雅俗之分，在于古玩之有无，故不惜重值争而收入。时四方货玩者，闻风奔至；行商于外者，搜查而归：因而时得甚多。其风开于汪司马兄弟，行于溪南吴氏丛睦坊，汪氏继之。余乡商山吴氏、休邑朱氏、居安黄氏、榆林程氏，以得皆为国内名器。”“古玩之有无”竟然成为辨别“雅俗”之尺度，足见徽商收藏风气之盛。对于徽商收藏古董字画的记录举不胜举，如歙商黄长命，商于齐鲁间，“性喜蓄书，每令诸子讲习加勘误，尤嗜考古迹，藏墨妙。”（卷9） 茶商朱文炽“生平雅爱彝鼎及金石文字，积盈箱箧”。（卷33）明歙商吴伯举，贾于扬州，“博古重购商周彝鼎及晋唐以下图书，即有奇，千金勿恤。”（卷15）祁门商马曰琯，“好学博古，考校文艺，评骘史传，旁逮金石文字”，与其弟建筑的园林小小巧山馆，优美别致冠于扬州，内收藏书籍字画丰盛甲于海内，“所与游皆当世名家，四方之士过之，设馆授餐，毕生无倦色”。（卷4）徽商常邀文人士客共同品题书画赏鉴古藏，如著名书画家收藏家黄宾虹之父黄定华，业布于浙江金华，家藏古书字画。其挚友倪易甫善书画精画理，常至黄家欣赏古书画。每当他们品题书画之时，少年黄宾虹总侍立一旁细听倪翁论画。倪翁“作画当如作字法，应笔笔明显，方不致为画匠”的教导，简直影响了黄宾虹毕生的摹仿和创作。有的徽商自己就是古董字画的辨别家。如前所提及的吴其贞，又如歙商程邃，“博学工诗文，精金石篆刻鉴别古书画及铜玉器，家藏亦夥”。 （卷10）歙人吴杜邨，先世在扬州以盐筴为业，家道殷富。“先生精于赏鉴，所藏法书名画甚多。当时如彭南昌、董富阳、王韩城、刘长沙诸相国所贡图籍书画，必经先生品题而后奏进。”可以说是赏鉴界之威望了。其“家有颜鲁公《竹山聊句》，徐季海、朱巨川告，怀素小草《千文》，王摹诘《辋川图》，贯休《十八应真像》，皆世间罕见之宝。”（耆旧）嘉庆丁卯年，粤东李载园太守至吴门访问钱泳，随身携带杜甫《赠卫八处士》诗墨迹卷。刚好杜邨亦至，并带有颜鲁公《竹山书堂联句诗》真迹。钱泳于是邀请二人持墨迹至虎邱怀杜阁共同观看，并笑说：“颜、杜生于同时，而未及一面，今千百年后使两公真迹聚于一堂，实吾三人作先容也。”（收藏）可谓一段佳话。徽商爱好收藏，究其心理，或天性爱好，或异货奇居，或装儒饰雅，或夸富示阔，雅俗兼而有之。
　　感性、容纳、思辨、独创， 多元、出色、友善、发展 。
　　传承中华文化，研究大国策略，回眸历史霎时，瞻望民族将来。
　　5．品茗赏剧
　　徽州乃产茶区，“岭头高土时闻味，古寺僧寒竞品茶。”（休宁李应光为松萝茶诗）饮茶之风极盛。明清时期，徽商经营的茶馆茶楼遍布全国各地，而茶馆茶楼往往是徽商休闲集会聊天的场所，在这里，徽商一边品茶，一边交换，人不知鬼不觉中各地的商业信息便掌握在手中。有的茶馆茶楼或设有评话的，或请戏班演戏，以增氛围。徽俗有搭台演戏之风，据文献载：“万历二十七年，休宁迎春共台戏一百零九座，台戏用童子扮。故事，饰以金珠缯彩竟斗迷离美观也。近来此风渐减，然游灯犹有台戏，以绸纱糊人马皆能舞斗，较为醒目。邑东隆阜戴姓愈甚。戏场奇巧绚丽，人马斗舞亦然。每年聚工制作，自正月迄十月方成，亦靡俗之流遗也。”（卷７）由此之俗，于是听书看戏又成为徽商业余爱好。徽商中财雄势大者，还每每领有私家梨园，称为“内班”。他们把四方名角聘入“内班”，“演戏一出，赠以千金”。（卷5）如乾隆时两淮八大盐商之一汪石公者，其妇人称“ 汪 太太”，巾帼不让须眉，名重扬城。其“家蓄优伶，尝演剧自遣。扬城每值灯节，儿童辄作花鼓龙灯之戏，太太莫不招入，而人亦以 乐得 太太犒赏，争趋之。”（第24册）徽商江春有春台、德音两个戏班。虽有摆阔之嫌，但足见观赏戏剧是徽商消遣爱好之一。
　　6．狎妓游乐
　　有一首新安竹枝词道：“健妇持家身作客，黑头直到白发还。儿孙长大不相识，反诘老翁何处来。”（第７册载方士庹《新安竹枝词》）描述徽商长年在外经商难得回家的情况。又据民国《歙县志》载：“邑俗重商。商必远出，出恒数载一归，亦时有久客不归者，新婚之别，习为故常。”（卷１）商人重利轻分离，数年甚至数十年不归，“徽州富甲江南，……土人或初娶妇，出至十年、二十、三十年不归，归则孙娶妇而子或不识其父。”(卷17)“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孤单，“空对孤灯带影残”的寂寞，使得终年在外的徽商走向了寂寞感情的宣泄地带——青楼游乐场合。
　　明清时期，青楼业以扬州为盛。扬州是富商大贾的集中地，其中以徽商为多。扬州青楼业之所以繁荣，商人可说是个重要因素。文献记载：“扬州清明……是日四方流寓及徽商西贾、曲中名妓所有好事之徒，无不咸集。长塘丰草，走马放鹰；高阜平冈，斗鸡蹴踘；茂林清樾，劈阮弹筝；浪子相扑，童稚纸鸢；老僧因果，眚者平话；立者林林，蹲者蛰蛰。”17](卷5)其他徽商集中的城市也相似扬州，如南京，“金陵为明之留都，社稷百官皆在，……戏班以技鸣者，无论数十辈，而其最著者有二：曰兴化部；曰华林部。一日，新安贾合两部为大会，遍征金陵之贵客文人与夫妖姬静女，莫不毕集，列兴化于东肆，华林于西肆，两肆皆奏鸣凤。”(卷3)局面之盛，人虽未至，已羡线人。徽商汪海“既艾，日从诸侠少游，近声伎、博奕，终日无倦。少年造出，终谢不支。年始及耆，复出而游吴越，日置高会，召诸故人为平原欢， 踰月 而归。”(卷55)凡此等等足以表明狎妓游乐是某些徽商余暇之时留连忘返的活动。
　　7．其它休闲之乐
　　徽商还好斗蟋蟀之乐，如《扬州画舫录》载：“（扬州）北郊蟋蟀，大于他处。土着土偶有鸣秋者，善喂养，识草性，著《相虫谱》，题曰‘鸣氏纯雄'。秋以此技受知于歙人汪氏。遂致富。”(卷1)鸣秋靠传授徽商豢养蟋蟀技术而发财致富，可见扬州徽商对斗蟋蟀之好。其它诸如琴、棋、书、画、牌、花草之乐，徽商所好也不胜枚举，兹不胪陈。
　　二、明清徽商休闲生活的特点
　　社会生活习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个时代社会特点。徽商的休闲生活正反映了明清时期商人阶层生活特征之一——雅俗联合。徽商休闲生活特色，概括起来就是：凸显商人之本质，追求儒士之风雅。
　　1．凸显商人之本色
　　徽商的社会角色定位究竟是封建商人，因而其休闲生活还是以体现封建商人本色为条件。首先，徽商的休闲生活一般是树立在商业经济基本之上的。作为商人，徽商一切活动无不受其经营活动影响，故而休闲活动往往是随同其经营活动并起帮助之作用。就读书来说，诚然有追求士人生活的时尚偏向，但更多徽商是通过读书提高自身理性认识，并从中接收和领悟经营之道。休宁商人王太学，起初“家计仅粗足，勤营什一狭”，“奇赢小术讵其不能自我力致为。”于是“再发货殖传读之”，“笑曰：‘是奚足哉。'爰是营心计，凿空自师，大辟奥堂，创所未有。”象王太学类的徽商可谓举不胜举。再就交友来说，一方面有助于商人商品名誉的提高和影响的扩大，再一方面便于市场信息交流。《歙事闲谭》有一段记载很能解释问题，文载：歙商鲍士臣某日拾遗金交主人以偿还失主，失主拜谢酬以金，不受。于是，主人更加重视他，到处赞赏他。“其后纳交者日众，或贷 金于 先生而薄其子钱，先生始得时货之有无，兴贩四方。四方之人， 闻 先生至，争先鬻其货。”(卷21)此外，某些徽商出于囤积居奇之目标而聚古敛藏，这更凸显了商人之本色。其次，徽商休闲生活也反映了明清商人价值观的整合，体现了士商合流的发展趋势。从传统儒学发展史过程来看，儒学价值观阅历了两宋义理与功利的对峙到明清经世实学的义利合一的转换。这种儒学中心价值观的转换，引发了明清商人价值观的改变，他们认为士商异术而同道、公私义利并重、贾儒相通。出于这种新型商人价值观，徽商的休闲生活也就逐渐由“利”向“名”发生倾斜，追求一种“名”“利”相融合的生活状态。徽商不惜巨资举行诗文酒会以及大方解囊援助文人等活动就是明证。再次，作为封建商人，徽商经营致富后，往往开端追求个人享乐，其封建腐败性腐化性裸露无遗。这在徽商夸富示阔和寻欢狎妓上得到充足体现。最后，在我国封建社会，商人地位低下。这种社会地位在徽商心坎深处发生自大心理。这种自满心理促使他们去追求儒雅的高品位的生活，试图通过生活方式的转变来提高本身的地位。这在下文详述。总之，从整体上来看，徽商在休闲生活追求上，无论是张扬金钱的魅力，还是掩盖心理上的卑下，亦或是提高自身素养，无不体现了商人的角色地位。即便是徽商休闲生活的“儒士化”，也正从侧面表明商人学会了用更高超的生活方式来粉饰本人。不过，这偏偏体现了他们思惟价值观念的发展和先进。
　　2．追求儒士之风雅
　　在中国封建社会，长期以来以“四民（士、农、工、商）”观划分社会阶层，士排在四民之首，地位高尚，受人尊重，生活儒雅，令人崇拜。而商人则在四民之末，地位低下，倍受歧视。虽然到封建社会后期，跟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在事实中，商人地位逐渐提高，但在人们思想观念上，“四民”观却没有得到多少改变（固然在社会思想界也出现了诸如“士商异途而同志”之类的说法，但其影响不大。更被正统思想者视为异端而加以排挤）。商人职业自卑感仍然很强烈。如明朝歙商汪才生告诫其子“毋效贾竖子”。(卷78)清朝婺源商人汪庭梅致富后说自己“以商贾自秽。”(卷58)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加，这种自馁感使他们盼望解脱自身低下境况。由此，崇拜士人生活，追求风雅品位，取得精力上的均衡，基础上是商人阶层的普遍意识。徽州地区重儒传统，更有不少因生活所迫由儒入商者，因而在徽商中崇儒意识更为凸起。“因生存所迫不得不经商谋利，但经商谋利并非是徽商的最高价值追求，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业儒入仕才是他们的最终关心。”（P134）于是士人的生活方式也无疑成为徽商学习和模拟的目的。这我们从徽商教育子弟的舆论中可看出，如明休宁商人程封，早年弃儒业贾，历经艰苦终于致富，弥留之际告诫三子：“吾业中废，碌碌无所成名，生平慕王烈、陶潜为人，今已矣。尔向仁（宗子）、向学（次子）业已受经，即向策（三子）幼冲，他日必使之就学。凡吾所汲汲者，第欲尔曹明经修行嫡几古人。”(卷61)类似语言在徽商家训族谱中不足为奇。闲暇时，读书作文以自娱，流连山水以怡情，结交官绅认为荣，品评书画以为尚，标榜忠孝节义为人生准则，所有这些无不体现了徽商追求儒士风雅以获心理平衡之特点。
　　年龄中文社区http://bbs.cqzg.cn徽商追求儒士之风雅还能够从聚古敛藏上得以验证。明清时代尤其清初，统治者为坚固统治而增强思维把持，士人为避其害而躲入故纸堆、陈迹遗物中去考据历史，从而崛起一股复旧之风。“汉族文人不满清政府的文化钳制政策，保护现有的文化底色，抵制民族压迫和欺负，同时出于对明政权覆亡的反思，很多人以为祸根在于明末对传统文化的反水。鉴于此，清人有一种显明的向传统复归的心理态势，这种心理与当时全部时期环境相会合，造成了清王朝长久而深入的一股复古潮流，文化风尚由明末趋新陡然一变为尚故。”（P263）由此，自宋代开 考古之端，历经元明，至清民间聚古敛藏之风大盛。“不论何朝何代，无论何种作风，或古朴，或典雅，或斑斓，只有来自古人，都受到清人的青眼和崇敬。”（P 264）赏鉴古藏也就成为文人风雅生活的一个方面。此风天然也波及经济实力雄厚的徽商。一些徽商不恤千金购古董书画以装饰门面，甚至邀请文人学者独特赏鉴品评以弄风饰雅，这可算是某些徽商寻求风雅方面的又一特写吧。
　　三、徽商休闲活动之影响
　　徽商的休闲活动对自身对社会的影响，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这需要我们对其有个正确的认识。
　　首先，有助于商业经营
　　徽商余暇之际，博览群书，进步其文化常识程度，同时也客观上加强了他的市场经营认识能力和思辨才能。同治时期黟县商人舒遵刚，“读书服膺义利之辨，力矫市駔积习”。他说：“生财有大道，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并设喻说：“钱，泉也，如流泉然，有源斯有流。今之以狡猾生财者，自塞其流也。……圣人言：‘以义为利'。又言：‘见义不为，无勇。'则因义而用财，岂徒不竭其流罢了，抑且有以裕其源，即所谓大道也。”(卷六上)其“钱泉论”可说波及到了货泉流畅的实质。普遍交友，扩大交际圈，尤其与一些官僚士大夫的来往，对徽商的市场竞争和经营扩展以及信息起源无疑有主要作用。去茶馆茶楼聚首品茶聊天，有助于徽商把握信息和掌握市场行情。凡此等等都有助于徽商的商业经营。
　　其次，打造了商人新形象
　　长期以来在人们的观点中，商人都是不识诗书、只知逐蝇头狡狎低俗之人。徽商好读书喜交友，喜好琴棋书画，粗通音律，谈史论诗，追求高品位生活，自是令人另眼相看。徽商余光徽，“嗜学筹算，余闲恒坐书城”，久长以往，其见识风采自是过人。他曾手书谕其子说：“为学当涵养身心，艺术为次。畀以《 阳明 先生选集》，谓读此即知即行，实痹世用。”名儒潘文熊闻说信服万分：“若翁具此看法，非读书有得者不能道。”(卷14)在此商人已具备了儒者的远见高见，怎能教人轻易视之！明清时期，不少徽商著有文集诗录，喜好收藏交友，聚会品题书画，“歙县自宋、元、明讫咸、同之乱，以居万山之中，藏书籍字画古今名迹，胜于江浙诸省，风气以经商各省通邑，士人寄籍，恒多与同人博士交游，文艺亦有根柢。”（P74） 这在中国商人史上是较少见的。徽商贾而好儒，倡导“义利并重”、“以义为利”、“诚信为本”等经营理念，更是令人刮目相看。
　　再次，提高了商人地位
　　徽商好儒，器重教导，踊跃凑近官府，特殊徽商后辈科举入仕，扩大了商人在封建官场上的影响，从而使商人社会位置得以一直提高。另外，不少官僚士人纷纭经商，这样官商逐步一体化。 余英时先生说：“ 明清时期‘弃儒就贾'的广泛趋势培养了大量士人沉滞在商人阶层的景象。”（P540）这些都为徽商交游封建官绅翻开了便利之门。 王世华先生说：“士商之间的传统等级分野被攻破了，出现了士商交往的新现象，为长江文化带来了新的气味。在良多徽商那里，谈笑有鸿儒，往来多缙绅。”这也从侧面阐明商人的社会地位在明清时期得到较大的提高。同时，徽商积极地与官僚士大夫交往，也扩大了商人在社会上的影响。不外，官商一体、士商合流却促进了徽商的封建化。而封建性是徽商终极走向衰败的最根本起因。第四，促进了文化发展
　　不少徽商经营之余著书破说，为商人辩解，流传经商理念和经营之道，促进了贸易文化的发展和提高。明清时期呈现了商人书，如徽商黄 汴的《一统路程图记》、明人陶承庆的《商程一览》、清陈其的《天下行程》、赖盛远的《示我周行》及《路程要览》等，成为商人远行和经营指南。 徽商爱好字画，常以重金收购。正因如斯明清不少字画家就以卖字画来营生。如扬州八怪之一高翔逝世后，其挚友徽商马曰 琯作《哭高西唐》诗，其中多少句曰：“垂髫交契失高贤，立崖岸夷犹七十年。白祫惯倾花屿酒，青山只取研田钱。两家老屋常相望，一样华颠剧可怜。”（P102）诗中反应了高翔以卖画维持贫寒生活景况，不难设想其在世时，马曰琯是如何授金相助。其余如郑板桥、汪士慎等都曾居扬州以卖画为生，而且与徽商接洽亲密。可见，若不商人尤其徽商收购珍藏，在“黄金妄掌人荣辱”的时代，书画家们的创作活动很难说能保持下去。有充分的理由说，徽商喜好和收购古董字画，一定水平上促进了金石学和书画业的繁华和发展。 徽商爱好戏剧，这也在必定程度上增进了戏剧的发展和传布。“（明清时期的扬州）文化艺术活动非常活泼。如公、私诗文宴集的频繁举办，园林馆阁的竞相建造，字画古董的收罗收集，戏曲音乐的风靡风行，书籍碑帖的刻板印刷，以及手工工艺品的精工制造等等，都在全国金榜题名。这种状况的涌现，重要是因为一些富商大贾为了他们的吃苦，也为了附庸风雅，不惜金钱来办这些事业。”（P2）此言虽是泛指个别商人，但明清时期徽商在扬州商界可说是占了半壁山河，故其对扬州文化艺术的发展，堪称功不可没。
　　第五，助长了奢靡之风
　　雍正帝说：“……而奢靡之习莫甚于商人。闻各省盐商内实充实，而外事奢侈。衣服屋宇，穷极华靡；饮食用具，备求工细； 俳 优伎乐，恒午酣歌；宴会戏游，殆无虚日；金钱珠贝，视为泥沙。甚至悍仆豪奴，服食起居，同于仕宦，越礼犯分，罔知自检，骄奢淫佚，相习成风。各处盐商皆然，而淮扬为甚。”（杂记）徽商花费大量金钱于狎妓游乐之上，却客观上促进了青楼文化的繁荣，徽商肯花钱于狎妓上，青楼经营者便投其所好，应用徽商附庸风雅的心理，大批培育艺伎，教之以诗书礼节和琴棋书画，以供徽商消遣享乐。“恰是在徽州盐商的刺激下，扬州青楼文化发展并繁荣起来。”也从而助长了社会上的奢靡之风，在徽商“ 俳 优伎乐，恒舞酣歌；宴会戏游，殆无虚日；金钱珠贝，视为泥沙”生活之风影响下，富家子弟追风逐俗，生活趋向奢靡。一首扬州竹枝词唱道：“谁家年少好儿郎，岸上青骢水上航。犹恐千金挥不去，又抬飞轿学盐商”。徽商消费大量金钱于诗酒宴会、排场赏戏，尤其徽商狎妓不惜破费大量金钱，甚至于倾家荡产。这无疑消耗了徽商的经营资本。影响了商业扩大再生产。这是徽商追求奢侈休闲生活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当然，这部门商人一般限于少数暴富的大商人。正常中小商人仍是能保持节省的。
　　结语
　　休闲生活，它反映一个社会的风气，受当时社会出产力和人们的审美观影响；反过来，它又反映当时人们的审美品位和价值观念，权衡一个社会文明发展的程度。历史发展到封建社会后期，因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市民阶层地位上升，社会整体审美观念逐渐产生了变更。本来占主导地位的以表现出言不逊、蕴藉内蕴为主的雅文化地位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