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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易奶瓶: 产权是重要的。只要你在部队待过,你就会知道,部队在用人时效率低得令人发指。让资深的会计师去给营房刷油漆,而在小卖部管账的人还要掰手指头。当然,这话可能有点夸张。然而,我们预测部队里浪费人才的现象比市民社会更普遍,不是没有根据的。为什么?因为在市民社会里,雇主总是被迫向雇员支付他们的机会成本。如果你必须给会计师开会计师的工资,你就不会让会计师去给营房刷油漆。如果你要为你的企业的盈利能力负责,你就不会这么干。而在另一方面,如果一名中士给一名有技术的新兵分派了不需要技术的活,他要承担什么成本?如果这名中士正好对新兵流露出来的优越感感到愤怒,不管这优越感的确存在还是他想象出来的,那么,他把这名新兵调到更适合他的工作岗位上,可能就会失去一个羞辱他的宝贵机会。人人都会节约,可是人们的目标却各不相同。
妈妈易奶瓶 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如果使用资源的人用不着支付资源最佳用途的全额机会成本,资源的使用就会比较随意和粗心。(如果你觉得“随意”和“粗心”言重了,那么你觉得能不能改用“有差别”?)如果某种资源明确地属于某个人,他在使用资源时就常常被迫支付资源的机会成本。士兵无法“拥有自己的劳动力”,他给谁干、在哪干、在什么条件下才干,这些他都无权选择,因为法律已经剥夺了他选择工作的权利。如果是山姆大叔征召,他就不能坚持收取自己的机会成本,可是如果是家得宝*愿意要他,他就可以收取自己的机会成本。对劳动力以外的其他资源,道理也是一样的。如果某种资源不知道归谁所有,那么也就没有人向要使用资源的人索取使用资源的机会成本。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资源的价值往往会被低估,从而在使用的时候就会随意和粗心。
所有这一切在社会主义社会都会出现,因为资源是由政府的官员来分配的。对于前苏联的经济计划人员来说,要修筑一条铁路,其成本就是资源用作其他用途的价值。但是,如果政府官员有权弄到高价值的资源,根本不用出价,他们怎么能发现资源用作其他用途时有多大价值呢?还记得那个神奇的工人吗,就是能一边拿大顶,一边哼着歌,还能给自行车上辐条的那个?如果没有马戏团主愿意为他的表演出高价,中央作计划的那些人怎么能知道,让这样的人做自行车是大大的屈才呢?
妈妈易奶瓶 在不同的经济体制下,对于同一种行为,计算成本的方式是不一样的,这一点可以看作经济体制的标志性特征。在产权私有的体制中,竞价过程会产生价格,对于资源所有者而言,这一价格差不多就是机会成本。而在产权不明晰的体制中就没有这样的过程。那么,是什么过程取而代之了呢?这条铁路价值大还是那条铁路价值大,用钢材生产铁轨还是生产卡车,提高运力还是提高所运货物的质量,是生产更多更好的消费品还是在家休闲,这些问题谁说了算?如果没有供求过程来创造信息,制订经济计划的人就差不多只能自己拍脑袋来决定资源的用途。
在一个经济系统中,如果决策者不想盲目作,就必须使用某种实际的价值指数来为其他的选择机会定价,计量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供给和需求,即市场上的竞价过程,给可用的资源标定了价格,生成了这种价格指数。只要游戏规则对某人控制和交换某种资源的权利没有明确的规定,供给过程和需求过程就无法生成衡量稀缺性的实际指数,也就无法指导分配和协调人们的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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